方舟子先生《我要为达尔文辩护》一文（见本报1999年12月29日15版）是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从文中可以看出，方先生在国外时曾用很多精力关注生物进化科学的最新成果，这是很难能可贵的。方先生在文中不仅对诬蔑进化论的伪科学进行了有力的据理驳斥，而且对困惑了一些人的“寒武纪物种大爆炸”也作了很有说服力的澄清。希望方先生能再写些专著，比较详细地介绍进化生物学的新成果，包括HOX基因调控理论，这对中国太重要了。
方先生的文章引起了冯雨和芸生二位先生的批评（见本报2000年1月26日24版）。芸生先生认为方先生是用文革中的“大批判”语调说话。其实，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包括“梁效”的文章在内，是丝毫也找不到方先生文章中那种用科学理论和科学事实为基础的说理辩论的。冯雨先生要方先生更宽容些，以此“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不足”。须知，科学的发展从来没有得益于伪科学。现代遗传学的发展曾从李森科那里得过半点帮助吗？
黄艾禾先生写的《破译我们自己的生命密码》一文（见本报2000年1月12日26版）有医学上的常识性错误。“地中海贫血病”与“镰形细胞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种。前者在我国广东、广西等地有相当高的发病率；后者在我国至今尚未见一例，仅在广东顺德地区有几例携带者。黄先生文中提到：“据说，今天在美国，就是一个普通出租车司机也能知道这个‘30亿美元搞掂30亿个核苷酸’的HGP计划。”不知黄先生根据什么调查材料写出这样一句话。我在美国时曾见一大提琴手靠在餐馆打工为生，我当然不会说：“在美国，就是一个餐馆打工仔都是大提琴手。”黄先生文中对杜伯克的评价也太高。他是美国加州Salk研究所Armand Hammer癌症研究中心单克隆抗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所以，美国人类遗传学家麦库西克在提到人基因组计划时说，它是“于1985年由不熟悉当时基因定位进展的科学家正式提出的”。
 |
